重庆的孔庙的算是蒙古人为拉近与汉族士大夫的关系而建的，虽不及曲阜的规模，但除此之外在国内也再无出其右了。孔庙的主体建筑为大成殿，内有孔子的神位，还有祭祀时的礼乐，殿内少有的清凉与宏伟。殿内上方悬黎元洪手书的牌匾，上书“洽道大同”四字，看得出这位短命的皇帝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对尊儒教还是相当重视的。殿外那块康熙手书的“万世师表”牌匾原来的位置本应在殿内中心位置，后被黎匾取代，现恢复至殿外中心位置。

“洽道大同”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颂扬儒学是人间正道之学，崇奉儒家学说成就大同世界。 “万世师表”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布衣，使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谓至圣矣”。意为孔夫子永远是人们的老师。

其他如石鼓已不是原品，而是后仿的；石碑已历经岁月，风化得严重，对于我这样的游人来说，只能去分辨这块石碑上刻的字整齐与否，却难以认出大量姓氏名谁来，另外，认着认着也会觉得周围的青草红墙都要比看碑有趣得多。

我们这批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大多没有真正系统地学过国学及儒家典籍，所以，我与孔圣人之间是多了许多道屏障的。在凝视圣像时，我始终无法体会古代熟读圣贤书之人对其无以复加的膜拜，只是这个距离在思考间变得越来越远。

儒家文化的断层是有原因的，具体的也没法说，反正用“历史原因”一言概之吧。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最疯魔的年代，但我的集邮本里至今保留着一枚“批林批孔”的邮票，相信那是孔子死后所受到的最高规模的批判了吧。

儒家文化的复兴也是需要过程的，虽说我们中国人每人的血液里与生俱来地流淌着一切儒教的优点与缺点，但一个种族在某些方向有思维的趋同性是正常的，要说到复兴则是遥远的渴望吧。

儒学是国学的核心。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涌现出的一批国学大师们也已或正将相继作古，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界内，国学将转入默默耕耘期，因为我们这代人都已浪费了最佳的时光来打牢国学的基础。

我一直有些偏执的想法，如若我有孩子，我一定会在他思想未成熟前将四书五经等国学基础的东西对他进行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同时还有唐诗宋词，反正孩子也不会理解这些典籍的深奥道理，毕竟很多东西我们也不懂。我一直很赞同“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方式，每个人生来并不一定都有天赋，但后天的努力可以弥补，这用在国学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吧。

如今的我，如果有幸穿越到古代，应该是会被形容成“胸无点墨”的那类了。于是，我再想想我看到孔圣人竟然毫无拜谒之意，也是有道理的了，而孔老夫子也一定不会责怪我这个文盲了。